中共元老陈独秀寂寞晚年,揭秘陈独秀的后代

2020-02-08 04:40栏目:永利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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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读:20世纪的中国,有一位至今看来仍令人唏嘘的人物——陈独秀。他一生狂浪,风流倜傥。青年时考秀才,去日本留洋;中年时创办《新青年》,执教北大;在风气大变、狂士辈出的民国初期,他号令“新文化运动”,将中国拉进了现代的大门。而当他发现自己的力量不能施展,文化救国的方略不得实现,就干脆去创办政党……其行为之奇特,非今天的文人所能企及。章士钊称他是“不羁之马”,鲁迅说他是门口竖着的大旗,可是,他似乎注定是个反叛者,斗转星移之间,成了世人眼中的机会主义者、投降派、叛徒,关于他落寞的后半生,很多人不得而知,只知道他似乎寂寞地死在了异乡。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不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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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陈独秀孙女陈长璞忘不了父亲陈松年对她说的话,“爷爷的事情不能碰。”
  陈长璞在安徽省安庆市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工作,是陈独秀三子陈松年的小女儿。已近花甲之年的她快人快语,颇有祖风。谈起家族往事,陈长璞极为谨慎,因为陈家吃的苦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完的。在她看来,“家族的历史就是一部悲壮史”。
  靠“狗屁不通”的文章成才   早在1926年,陈独秀的湖南好友章士钊就曾送他几句话:“不羁之马,奋力驰去,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气尽途绝,行同凡马踣。”意思是说,陈独秀像匹不受羁绊的野马,不陡峻的坡不爬,回头之草不吃,最后一口气没了,路也走不通了,也会像普通的马一样倒地死去。这个描述恰恰成了陈独秀一生的写照。陈长璞虽然没有见过祖父,但从得知他的名字起,就开始通过各种途径,试图深入地了解祖父。在她看来,祖父性格的形成及日后的作为,与他童年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1879年10月9日,大清光绪五年,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城北。说起祖父陈独秀的出生地,陈长璞十分感慨,当年陈家老屋是当地有名的大洋房,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就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如今,陈家老屋早被拆毁,老屋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有提到陈独秀。
  当然,陈独秀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户人家的子弟来看。在自传第一章他便自嘲说,自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出生于一个小户人家。其实,陈家乃书香门第,12代鸿儒,却没出过一个大官,没出过一个举人,到他父亲这一代仍是屡试不中。后来,父亲只好到苏州一个将军家当了家庭教师,在陈独秀3岁时,父亲就病逝了。
  19世纪末的中国,科举仍是寻常人家为孩子设计的最好出路。到了陈独秀这一代,陈家人丁并不兴旺。父亲去世后,他和哥哥庆元作为家里下一代仅有的两个男丁,被过继给了四叔陈昔凡,陈家上下对陈独秀寄予的希望可想而知。陈独秀的祖父十分严厉,人称“白胡子爷爷”,他把希望全寄托在这个小孙子身上,恨不得他几日就能熟读四书五经。可陈独秀从小性格叛逆,不喜读书,更不喜作八股文。因此,他总是挨打,背不出书就挨板子。不过,不论怎么被狠打,陈独秀就是不哭,气得“白胡子爷爷”连板子都扔飞了。
  在陈独秀的回忆里,爷爷的板子没有让他流过一滴眼泪,而奏效的却是母亲的哭泣。为了能让陈独秀光耀门楣,母亲安排哥哥督促他读书学习。哥哥特意选来行文活泼的《昭明文选》等给他看,陈独秀越看越起劲,后来还称“自己成了选学妖孽了”。
  17岁那年,陈独秀参加了当年的院试。老师出了一个很奇怪的题目:“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它来自《孟子》梁惠王里边的两句话,出题的人把前后两句各截取了一半连在一起,陈独秀一看这乱七八糟的题目,狗屁不通,也索性用狗屁不通的文章来对付。他把《昭明文选》和《康熙字典》上的关于鸟兽虫鱼草木的难字、怪字和荒谬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上句不接下句、牛头不对马嘴,写了一篇长文交给考官。考官一看就蒙了,上下打量陈独秀,问他的年龄,嘱咐他好好上学。陈独秀以为考砸了,回来便向哥哥和母亲认错。谁知,结果竟然得了第一名,中了秀才,村里一下子轰动了。
  一个备受打击的文人   成名之后,陈独秀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包办婚姻。当时他十七八岁,不知道婚姻是怎么回事,由叔叔和母亲做主,稀里糊涂地跟一位叫高晓岚的女人结了婚。遗憾的是,就像鲁迅、孙中山的原配一样,她是个旧式女子,文盲,希望自己的丈夫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本本分分过日子,特别是不要去造反,不要参加“乱党”。陈独秀恰恰相反,后来一辈子造反、冒险,所以两人在一起时常不说话,一说话就吵架。婚后一年,陈独秀长子陈延年出生,那时,戊戌变法正如火如荼,新学盛行,他看《时务报》,宣传新学,后来干脆在安庆搞了个代销处,卖起了进步刊物。不久,他作出留学日本的重大决定。
  1901年10月,陈独秀进入东京弘文学堂师范科学习日语。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很好的朋友,如苏曼殊、章士钊、章太炎等。1908年,自小教他习字的哥哥庆元在东北因肺病去世,陈独秀悲痛至极,亲自到东北将兄长的灵柩接回安庆。就在这时,家里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给他沉闷的生活带来了生机。
  这位女客叫高君曼,名如其人,委婉动人。高君曼和陈独秀的原配夫人是同父异母的姊妹,她活泼开朗,思想开放,是个新式学生,很欣赏姐夫的造反精神。陈独秀和高君曼一见如故,他和胡适最大的不同是,陈独秀不是旧道德中的楷模,他是要造反的,不管周围人怎么看,他领着高君曼私奔了。
  1909年私奔后,高君曼随陈独秀享受过短暂的安宁、温馨以及革命胜利带来的荣耀,但最终以失败、逃亡、惊险和颠沛流离的生活而告终。后来,如陈独秀所说,发展到“静待饿死”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不得不离开妻子和孩子,再度前往日本,帮助章士钊操办《甲寅》杂志。1914年11月10日,他在杂志上发表名为《爱国心与自觉心》的文章,第一次采用了“独秀”的笔名,那一时期,他以独秀为名,在《甲寅》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这个名字也在国人中日益叫响。不久,高君曼得了肺结核经常咯血,陈独秀不得不回国照料,也就是在回国的船上,他开始酝酿自己创办杂志。
  1915年9月15日,16开本的《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第一期问世。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名为《敬告青年》的发刊词,并且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大旗。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手笔,以至于今天,那篇字数不多的发刊词仍然占据了独秀园最显眼的位置。文中,陈独秀提出一个新的价值观,第一条就是自主而非奴隶,要有独立人格,实际上,直到今天,这一价值观也没过时。
  陈独秀迎来了人生中最辉煌的岁月,他主办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缔造了一场象征变革的文化运动。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当晚,陈独秀西装革履,向下层露台看电影的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这让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身陷囹圄。那时的陈独秀虽然40岁,人到中年,但连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陈长璞后来感慨,祖父以一个意气风发的文人书生去从事政治,纵于性情,痛快酣畅,不仅不懂得明哲保身,而且也没有领袖“稳坐中军帐”的风度。“五四”的那次入狱,让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很大,据胡适回忆:“动荡的时局牵扯着陈独秀日益增长的政治神经,曾经踌躇满志、打算教育救国的想法在现实中备受打击。”

永利总站娱乐,安庆江边,陈家的老屋早被拆毁,老屋的遗址归属当地的自来水厂,被修建成了平整的篮球场,原址上竖立着一块碑,说明这是革命烈士陈延年、陈乔年家的旧址,并没提到他们的父亲陈独秀。

陈长璞沉浸在回忆里,面带遗憾地说,当年老屋是安庆有名的陈家大洋房子,有五进三个天井,宅前宅后都有花园,大门楼有一丈多宽,俨然一派官僚地主的气势。

老屋旁残留的一角是当年陈延年、陈乔年的读书室,如今低矮、破落,出门就面对着一个公共厕所。有关部门曾经在墙上镶了块“文物保护单位”的招牌,可是里面还有几家住户,住户们就悄悄地把牌子拆了。

这是一个被忽略、被遗忘的角落,如同安庆城的气质。很少有人记得,这个三级城市一个世纪前是安徽的省府,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这里产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孕育了一代革命者。

1979年,陈松年和陈长璞找到陈独秀的墓,此时只剩一堆黄土,碑已不知去向。

受到“托匪”的牵连,陈独秀的子女们,自然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叶尚志少时离陈家故居南水关只隔几条巷子,他初中时虽偶然听说陈独秀蹲在南京“模范监狱”的消息,但没听说过他的两位公子陈延年、陈乔年的任何情况。在延安、在华北根据地的时候,他也未曾听闻过这两位昆仲英烈。

“知道一点信息是在解放之后,曾与陈延年在广州一起工作的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老同志徐彬如直接告诉我,说陈延年是‘小列宁’”,叶说。

叶尚志从工作岗位离休后,多次回到故乡安庆,见到了陈松年。那时陈松年已经是79岁,骨折卧床,家徒四壁,空空如也,只有长女长璞在身边照顾。安庆窑厂退休会计师陈松年先生已于1990年过世,晚年被安排为安庆市政协副主席。

在回忆自己的父母时,陈长璞温情地说,他们都是和善、温润的人。陈松年安徽大学化学系肄业,1950年,这个原来的教书先生没有接受安庆二中的聘书,而是去窑厂做工人,谨慎的他担心,他的身份会给他带来风波——“陈独秀的儿子”带给他的不是本应的荣耀与骄傲,而是紧张与忧虑。

陈长璞的母亲窦珩光安徽高师毕业,来自书香门第的她坚持儿女应受教育,为了支付一子三女的学费,她去窑场抬土、修铁路、糊火柴盒。

“邻居们不知道我们和陈独秀的关系,如果不是政审,学校里也没人知道我是‘黑五类’子女。”陈长璞说。

年近退休的陈长璞快言快语、为人直率,不过在谈论家史时,她不无遗憾地说:“我们家的历史是一部悲壮史。”

延年、乔年

陈延年1898年出生,他在安庆度过了私塾、尚志小学、全皖中学的求学生活。他自小穷经究理,不苟言笑,对旧书掌故、新书知识都有兴趣。

他与小其四岁的胞弟乔年感情深厚。因其父陈独秀早期任皖省柏文蔚都督府秘书长,恰好安徽都督袁世凯的亲信倪嗣冲奉袁世凯之命派手下打手追捕陈独秀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还声明要斩草除根。陈独秀逃亡日本,延年兄弟得到消息后后逃至怀宁乡下躲过,免遭毒手。

陈松年晚年回忆,他的祖父陈昔凡刚去世,灵柩还停在家中,倪嗣冲派来的一批打手突然来到家中,没有抓到人,便抄了他的家,还抢走了陈家珍藏的一批字画,并扬言要抓走陈独秀的三个儿子。

此时延年、乔年听说官兵要抓人,便急忙跳墙逃走。而松年那年才3岁,翻墙时不慎跌落在邻居家的澡盆里。邻家的一妇女见松年掉进澡盆后,急忙就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顺势装出要给松年洗澡的样子,就这样松年才没被抓走。为此,官兵却将陈独秀的长兄陈孟吉的儿子陈永年当做陈独秀的儿子抓去了,还让他坐了四年牢。

1915年延年17岁,乔年13岁,由其父接到上海求学,让他们见见世面,意在培养见识,开阔眼界。两年后,双双考取震旦大学。

陈独秀有一种不同凡俗的性格,也表现在对两位亲子的严酷要求上。他让小兄弟俩睡在亚东图书馆发行部门的地板上,外出打工自食其力。兄弟俩勤工俭学,常常吃大饼、喝自来水,平日衣衫褴褛,面色憔悴。

陈延年

延年、乔年的继母兼姨母高君曼心生不忍,提出让孩子回家吃住。独秀不以为然。高君曼改请友人潘赞化从中说情,陈独秀剖析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发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事实上,兄弟二人的倔强个性也酷似其父。连经济条件宽裕、十分疼爱他们的祖母从皖抵沪来看他们,流泪要给以补助照顾,均被拒绝,两兄弟声言决不依靠任何接济。

陈独秀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对陈延年、陈乔年兄弟并无直接影响,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陈独秀不顾凡俗,与姨妹高君曼意气相投,终于同居结婚。陈延年站在生母高晓岚一边,对其父缺乏联系和感情。

在当时中外各种复杂思潮影响下,陈延年因为能阅读法文原着,曾一度信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在赴法勤工俭学之后,陈延年兄弟放弃无政府主义转而笃信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在旅法少年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陈延年与赵世炎、周恩来等同被选为委员;后来回国在上海、广州,他是与赵世炎、周恩来齐名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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